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来源调查需“以科学为中心”

新华社日内瓦5月4日电(记者刘曲)世界卫生组织专家4日表示,对新冠病毒来源开展调查对防止疫情再次发生有重要意义,相关调查需要“以科学为中心”,而非出于政治目的。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技术负责人玛丽亚·范凯尔克霍弗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说,要了解新冠病毒,重要的是要了解病毒的动物来源。从目前已获取的大量病毒基因序列来看,新冠病毒源自自然界,而且最初来自蝙蝠。现在我们还需要了解病毒的中间宿主,即被蝙蝠携带的病毒感染并传染给人类的动物。从公共卫生角度来说,了解中间宿主非常重要,这样才能防止疫情再次发生。

“高海拔的环境下,人的反应会慢半拍,所以需要大量技术训练形成肌肉记忆。”地大登山队员何鹏飞说。每年1月,登山队定期到攀冰基地进行技术培训。

何鹏飞不顾队友们的阻拦,坚定地解下绳子,决定返回。在转过身来的那一刻,他扑通一下坐在雪坡上,眼泪不知不觉从眼角划下。他在日记里写道:“攀登的意义不止于登顶,放弃比坚持要承受更大的压力。”

全省连续11日无新增确诊病例。仅成都市武侯区为中风险县(市、区),其余182个县(市、区)为低风险县(市、区)。

瑞安对中国科学家在新冠疫情中体现出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精神表示赞许。他表示希望这种以科学为本的精神得以延续,因为只有基于科学的调查,才有助于查明新冠病毒的来源和动物宿主,造福全人类。

前往极点不是登山队唯一的目的,他们还要采样、测量、记录。科考采集的样本需要拍照记录下来,队员们刚掏出焐热的手机,调到相机模式,带着手套的手已经冻麻了,勉强快速拍了两张照片,手机就被冻关机了。为了保证完成科考任务,队员们自己舍不得用暖宝宝,全部贴在科考测量仪器上。“仪器可比我们金贵。”何鹏飞笑着说。

539名确诊患者中,正在住院隔离治疗20人(其中危重1人),已治愈出院516人,死亡3人。

经历过雪山的生死考验,这些年轻人对人生多了一份与众不同的理解。“经历过这件事之后,我越发觉得心胸应该更开阔一些。”何鹏飞登顶过很多高峰,但经历了这次放弃,下山后,他向女朋友求婚了。

这不是一个只靠一腔热血就能完成的计划。登山队不聘请登山协作,一切物资和安全保障靠自给自足。“这对每位队员的身体素质、登山技能和应变能力是非常高的考验。”地大登山队队长董范说。

何鹏飞开始下撤后,其他队员放弃了休息时间,渴了就一边喝水一边继续行进。4小时10分钟后,地大登山队成功登顶。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高山,山顶就是理想的巅峰,让人终其一生上下求索。每一座高峰的峰顶,也都是登山者心驰神往的终极目标,一旦踏上路途,哪怕遇见再大的困难,也不会轻易放弃。

无兄弟不登山,登山过程中,登山队员通常采取结组攀登的方式,每位队员都将各自的安全带栓到同一条主绳上,一根绳索就联结着整个登山队的安危。这是为了抵御强风、防范有队员落入冰裂缝。地大登山队从文森峰下撤时,呼啸的风声和脚踏在冰面上的声音仿佛多重奏的《十面埋伏》。何鹏飞突然听到“咣”的一声,队员们下意识地拉紧绳子转身查看,一名队员掉进了暗裂缝中,大腿根部已经陷了进去。两边的队员飞快地提拉绳子,掉进裂缝的队员这才脱险。

半个多世纪过去,陈晨、次仁达旦、何鹏飞这些年轻队员来到登山队,接过了前辈的衣钵,也接过登山这项极限运动的生死考验。

每到登山前的素质训练周期,这支队伍就成了学校操场最早的访客。每天早上6点,队员们准时到操场开始训练。遇到下雨天,训练方式也要随机应变——利用12层的教学楼,队员们不停地上下爬楼梯,连续不间断训练90分钟。

在登山队徒步前往北极点途中,气温零下40多度,冰裂缝一个接着一个。保暖羽绒衣、面罩和雪镜扛不住刺骨的寒风,所有人的衣领上全是冰晶。休息时间,队员们掏出早上出发前做好的三明治。三明治从里到外冻得结结实实,一口咬下去,半口冰碴子。

2012年5月,中国地质大学师生登山队正式开始实施“7+2”登山科考计划。这两个数字代表着极限探险的最高境界——登顶七大洲最高峰,并徒步到达南北两极点,同时还要进行科学考察。

她所在的登山队有着让每一位队员骄傲的历史。2019年国庆档热映的电影《攀登者》中,1960年,登山队队长方五洲和队友成功登顶珠峰,成为世界首位从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同时也是中国首位登上珠峰的登山运动员。方五洲的原型,正是原中国地质大学登山队队员王富洲。

但何鹏飞却了解放弃的滋味——五味杂陈。

突然,“噌”的一声,次仁旦达的眼前晃过一个黑影。他本能地伸出手去,牢牢地拽住坠落的黑影。原来,陈晨的冰爪突然松动,她的身体失去了平衡,向一侧的悬崖跌去,好在队友次仁旦达及时发现。“现在想起这件事,依旧觉得挺后怕的。”陈晨说。

5名地大登山队员组成小分队,采取阿尔卑斯式轻量化的攀登方法,带上5包泡面和轻便的装备,提高行进速度。他们在营地300多双眼睛的注视下出发了。

下山时,几位登山队员还是遇到了暴风雪,积雪覆盖了之前留下的路标,他们只能趴在地上,一点点地摸索着上山时留下的冰爪印。狂风卷着雪粒子刮进衣服里,他们身上像被针扎过一般又疼又痒。

陈晨是我国第一位登顶珠穆朗玛峰的女大学生,是中国地质大学师生登山队的一员,她有着小麦色的皮肤,谈吐中带着异于同龄人的沉稳干练。

队长董范在对讲机中一遍遍地重复着:“只要你能坚持,就一起上,速度放慢。”

没有真正经历过高山的人,无法想象山顶环境的严酷。在攀登南极洲最高峰文森峰时,何鹏飞只是在即将登顶前拉下面罩和队友说了一句话,他的脸颊马上被冻得通红,此后的半年里,被冻伤的部位一直没有知觉。

这支登山队成立于1958年3月,60多年来,中国地质大学登山队为国家培养、输送了王富洲、袁扬、丛珍、李致新、王勇峰、次洛、袁复栋等一大批优秀登山运动员,被誉为中国登山事业的“黄埔军校”。

从5号营地下撤到4号营地时,队员们必须要走山脊线。他们原本计划用铺路绳的方式快速通过,但第一名队员刚系上绳索准备通过,就被风吹得在空中旋转了180度。他们放弃了这个计划。由于风太大,队员们在山脊线上无法站稳,只能趴在山脊线上等待,旁边就是悬崖,稍不留神一侧身就会滚下去。“那个时刻真的有一种想妈妈的感觉。”当时已经一天没吃过东西的队员们,愣是挺了过去。

到达山脊线的位置,何鹏飞感到自己严重体力不支,跟不上队伍的行进速度。云彩正在往山顶汇聚,一场暴风雪马上就要到来。“我不能为了自己登顶的目标,陷队友于危险之中,我必须选择放弃。”

“7+2”计划顺利完成之后,地大登山队积极组织、参加了多项登山活动。2018年7月,地大登山队员参与了“2018海峡两岸青少年登山交流活动”,海峡两岸大学生联合登山队成功登顶海拔5005米的岗什卡雪峰的卫峰。同年8月,中国地质大学登山队员参加了中日韩三国大学生登山交流活动,与国际同仁相互了解登山文化,提高登山技能,推动中日韩登山运动健康可持续发展。据悉,2020年,中国地质大学登山队的部分队员将协助进行珠峰高度重测任务。

文森峰用极寒和狂风考验着登山者。每秒20米的风速能让人真正体验到什么是“风刀霜剑”,隔着厚厚的登山服,大风留在皮肤上的触感依然像“刀子打在身上”。不过,和风暴比速度,在强风中“舞蹈”,对于登山队员来说再平常不过。经历过生死较量,队员们回到文森峰大本营后,营地管理员感叹道:“你们太惊人了!之前从没见过有人在每秒20米的风速下还能登顶。”

现有231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高强度的训练也是为了提升学生的心理素质,以便更好地应对复杂多变的登山环境。”负责登山队员训练的指导老师李伦说。

在地大登山队准备冲顶北美洲最高峰麦金利峰时,4号营地气象监测站发出了暴风雪警告,离登顶最好的时间窗口只剩4个小时,而从营地出发到达顶峰通常需要6到10小时。当得知地大登山队选择挑战这一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时,营地的其他国家登山队员摇着头说:“你们都是疯子。”

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16点,垂直的冰瀑上“悬挂”着训练的地大登山运动员。何鹏飞还记得,刚开始攀冰训练时,他的两只脚上各拖着5斤重的靴子和冰爪,笨拙地在近乎垂直的冰壁上反复练习着踢冰的动作。在重复无数次的踢冰动作中,突然有一下,当脚落到冰上的一瞬间,针扎一般的疼痛从脚趾传来。他忍着疼痛艰难地坚持到训练结束,脱下冰靴,才发现大脚趾的指甲盖踢翻了。第二天,何鹏飞按时来到训练场,走路时一瘸一拐。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执行主任迈克尔·瑞安在记者会上也表示,尽管遏制新冠疫情是当下最紧迫的任务,对新冠病毒来源的相关调查同样重要。世卫组织愿意接收所有可能指向病毒来源的信息,并基于所得信息做出分析和判断。但对病毒来源的调查需要“以科学为中心”,让科学家主导。

海拔极高的地区是生命的禁区,一旦有生物踏足这地理环境、气候环境错综复杂、危机四伏的地域,脆弱的生命就暴露在极度危险的环境里。因此登山必然成为一项需要通过团队协作保障安全的运动。

此前有美国官员称新冠病毒来源于实验室。瑞安表示,世卫组织没有收到美国政府提供的任何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数据或证据。

截至3月16日0时,我省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539例,涉及21个市(州)。

登山队员何鹏飞跟朋友讲起登山时候的故事,朋友问他:“经历了这么多惊险的时刻,你还想再登山吗?”何鹏飞下意识地说:“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