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毒专干孙健的“三板斧”

禁毒专干孙健的“三板斧”

图为孙健向群众讲解禁毒知识。横县禁毒办供图

他几乎经历了我国近二十年所有重大疫情,内心对病毒早已“脱敏”,但见到疫情蔓延一座座城市,仍憋着一股难言的情绪。驻地的床头柜上,他写下了“保卫武汉”,有时还对自己说,只要能止住疫情,我可以竭尽全力。

“看视频,和看一个大活人站在你面前,告诉你真的不用怕,效果是不一样的。”蒋荣猛说。刚来武汉,有医生朋友进隔离区,一定要拉上他同行才安心,他由此察觉到,恐惧光靠知识不足以抚平,还需要某些更为感性、直观的东西。后来,每走进一个医疗队,他都会说:“我来了半个月了,你们看,好好儿的。”讲完课,总有不少人向他提问,换了一个地方,最关心的问题不变,他要反复解答。因为说了太多话,口干舌燥,第一次有种嗓子眼都在喷火的感觉。

二十多年中,他出差去得最多的是贫穷的西部,很少去发达的东部。他看到传染病的“习性”——喜欢穷人。穷人生存环境恶劣、免疫力低下、健康知识与医疗资源贫乏、密集聚集居住,无一不利于疾病传播。新冠同样如此。在美国,大量有色人种患病死去,相比之下,富裕者似乎离病毒更远,即便感染,也能得到更为及时的救治。

45天后,乌鲁木齐疫情平复,蒋荣猛完成了又一次支援任务,回到北京。

“疫情折射出社会问题,人类应该吸取教训”

34天后,阵地再换。乌鲁木齐疫情发生,蒋荣猛随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专家组来到新疆,指导疫情防控和患者救治工作。

工作内容仍是那些:查房、培训、指导救治、院感改造、研讨诊疗方案。但从最初的至暗时刻一路走来,越往后,工作越发从容顺畅。

4月27日,武汉在院病例动态清零,援鄂三个半月的蒋荣猛返京。7天后,他再次随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联络组前往湖北,42天里,负责巡查无症状感染者,指导复工复产。

最让他难忘的是4月8日,武汉解封。晚上十点多,他和朋友们特意借了车驶上街头。途经黄鹤楼,有志愿者得知他们身份,满面感动,火车开过,感谢的话语淹没在轰鸣中,但所有人都听进了心里。到了零点,长江大桥边开始点灯,高楼亮起,医疗队的影像在屏幕上闪现,激光束摇摆在夜空中,城市复苏的一刻,美好得如同梦境。

“很多时候,弱势群体是失声的,但我们不能不更多考虑他们的处境,漠视他们经受疾病折磨的同时,其他群体也无法独善其身。疫情就像一面镜子,‘和平’时期被忽视的问题,此时都会清晰地折射出来,我们只有吸取教训,才能更好应对下一次挑战。”

为吸毒人员送上“护身符”

去年12月底,武汉发生不明原因肺炎的消息在网上传开,作为感染科医生,蒋荣猛对病毒更为敏感。病原尚未确定,但既往冠状病毒的基本特性、传播渠道、防护手段是已知的,不少人追问,他便写了文章,解答疑惑。1月9日,蒋荣猛在上海开会,突然接到国家卫健委的通知,让他马上去武汉。

随着床位增加,重症和危重症患者的治疗成为重点。他时常去各家医院“挑病人”,把病情重的、即将转重的分辨出来。临时改造的医院,临时增派的人手,未必都能开展重症救治,一些医院氧疗设备不足,ICU床位爆满,他就将患者转去条件更为成熟的医院。

看到的情况,让蒋荣猛一刻也不敢停下。他记下了解到的情况,需要增设定点医院、从各地增派人手、加强对武汉的交通管制等建议也一并写下。到了晚上,就将白天的所见所想上报,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吸毒人员的家庭环境很重要。如何取得家属的理解和支持?孙健带领大家精心撰写《社区戒毒(康复)人员服务指南》和《致吸毒人员家属的一封信》,内容情真意切,发放到家属手上时,一些家属看了感动得流下泪来。

白天多是在医院中度过,晚上回到酒店,例行参加研判会,持续到凌晨一两点。新冠肺炎诊疗方案更新的八个版本,他全程参与其中,讨论方案变更,往往到凌晨两三点,结束后,他负责撰写诊疗要点,人虽在武汉,同时为北京录制诊疗方案解读培训音频,活儿干完到了四五点,睡一两个小时,又开始第二天的工作。

这个突然的抗疫任务,最终的确演变成超出所有人预期的持久战。到达后头半个月,蒋荣猛在当地定点医院、发热门诊挨家踩点,试图摸清“新冠”的底细。

在武汉,蒋荣猛待了109天。查房救人之余,但凡感染科医生能做的事,他都做了。

在实践中,孙健不断跟踪关注白皮书的使用情况。有吸毒人员反映白皮书太大,不易携带,孙健改良成戒毒帮教随身携带本。一次调研中,孙健又发现吸毒人员将携带本用报纸包起来,说“怕被人看到不好意思”,孙健又继续改良,将封面字样定为“阳光照亮回归路”。

临床治疗之外,蒋荣猛还常思考,即便经济科技飞速发展,人类仍不能预测新疫情、也无法在疾病面前全身而退,技术与资源并不是万能药方,反思现有的发展模式,似乎更加迫切。

从武汉到乌鲁木齐,七个多月打满全场

蒋荣猛到了现场,先去病房楼走一圈,掏出本子画地图,帮他们确定最易行的改造方案。有两个进出通道的,就在污染区和清洁区之间打隔断、加门;只有一个通道的,就拿出第一层作为清洁区,便于医务人员穿脱防护服、消毒。他还否决了不少方案,有的医院试图在地上画线作为分区,被他制止了,有的楼体条件过于简陋,怎么改都有感染风险,他建议医院不要硬上,把病人转走。

横县大和村是孙健近年来打造的无毒村之一。5年前,大和村毒情严峻,吸毒人员十分嚣张,经常在山上聚众吸毒。孙健和乡贤韦建宁一起,多次进村研究对策,发动村民召开大会,组织全村团结起来禁毒。如今,经过公安抓捕整治、村民制定村规民约以及日常的宣传教育,大河村的不正之风被彻底扭转,成了远近闻名的和谐村。

提起孙健,横县公安局的同事纷纷感慨:获得荣誉当之无愧。短短7年时间,孙健推动横县社区戒毒康复工作从无到有,取得重大突破。

万事开头难,县里解决好了临时办公用房,但机构并没有单独划分,既没有专职干部,也没有禁毒社工,全县17个乡镇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机构一片空白。孙健跑遍了县里的相关职能部门,一个部门接一个部门地对接工作,一个乡镇接一个乡镇地指导落实。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全县17个乡镇政府的社区戒毒康复工作办公室(工作站)全部运转,并配备了禁毒专干及专职社工。

另一个让他关心的,是弱势群体。

北京发生新发地聚集性疫情后,6月15日,蒋荣猛回到阔别半年的单位北京地坛医院,接管应急七病区,救治新发地聚集性疫情相关患者。

在他眼里,这些简单又顽强的微生物,是与人类同源同根的地球邻居,未必是不共戴天的仇敌。疫情来了,“抗疫”之外,更多问题值得注意。

“只有和吸毒人员在一起,我们的工作才有创新。”孙健说,贴心设计的便携尿检记录本盖有横县禁毒办的公章,留有办公号码,成了吸毒人员出行务工的“护身符”“通行证”。

到乌鲁木齐后,他同样帮助当地医院进行院感改造。一家医院原本做好了支出上亿的准备,蒋荣猛给出了最省时易行的方案,开销不到前者的百分之一,72小时内即改造完成。他负责八个病区的巡查工作,每天参加重型与危重型患者的病情研判会,原本,对于重症患者插管上机的时机,医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新冠疫情早期,不同地区的救治理念也有出入,多版诊疗方案对这一问题不断明确,这些逐步达成的临床共识,为新发疫情的城市提供了可靠的参考。

“现有的治疗,主要关注病人的生理健康,但很多患者面临心理与社会压力,这些压力会对疾病进程带来影响,这是临床治疗时应当注意的;疾病的不同阶段,所需要的治疗干预手段不一样,临床上也应加强对病例分类管理。”

社工上岗之初,大家都担心吸毒人员会不会有敌对情绪?孙健随机走访了一批吸毒人员,大家的反映让孙健吃下定心丸,他们说,“吸毒人员在社会上往往被孤立歧视,社工来了我们很高兴,终于有人来谈话谈心了。”

“为什么原本不为人知的病毒进入了人类社会?是不是人类对资源求索过度,离大自然过分近了?破坏森林,过分消耗能源,导致全球变暖,微生物的繁殖与变异必然受到影响;贪食野生动物的恶习,给了病毒更多跨越物种屏障的机会,频繁的聚集、狂欢,则让传染病更加易于传播。”蒋荣猛说,人类应该反思自己的生存方式,不要将发达与发展等同于资源消耗,生态平衡被一再打破的同时,人类也难逃反噬。

除夕之后,各省向武汉派出医疗队,蒋荣猛承担了紧急培训的任务。一周内,他培训了3600多名医生护士,最多的时候,一天辗转六个医疗队驻地、行程超过200公里。培训内容包括新冠肺炎特点、预后、防护措施等。同行见他太累,建议录个视频,不要次次都去现场,他想了想,等到下一场仍然站在讲台上。

为了承接激增的感染人群,武汉越来越多的医院成为新冠定点医院。治疗传染病,院感管理的要求更高,大多医院的分区隔离达不到要求,遇到新年,人力物力短缺,改造更为困难。

蒋荣猛的“抗疫”,比一般人开始得更早、结束得更晚。

“武汉是遭遇战,谁也不知道疫情的走向,一切举措,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到了后期,我们国家积累了自己的经验,这个病怎么治、怎么防,换一个城市,仍能有成熟的应对思路。”蒋荣猛说。

电话持续了不到2分钟,去做什么、去多久、去哪家医院都没有细说,但两头都习以为常了。蒋荣猛没有更多行李,随身一个背包,拎了就走,当天抵汉,接他的人看了一愣,开玩笑说,你就这么来打持久战了?

由于历史原因,横县吸毒人员基数大、管控难,使得横县禁毒工作一直以来面临多重风险挑战。2013年,横县在广西最早设立禁毒办,45岁的孙健从横县公安局峦城派出所教导员调任横县禁毒办专职副主任。

“我身边的人也是这个工作状态。我觉得这是中国人的特点,到了这个时候,个人得失已经不去考虑了,没有人会喊累。”发热门诊、隔离病房中的所见所闻,让蒋荣猛心头憋着一股难言的情绪。有一天回房,他在床头柜的纸条上写了四个字:保卫武汉。有时心里会想,只要能止住疫情,我可以竭尽全力。

抗疫七个多月,蒋荣猛成了同事眼中的“追疫人”,追着新冠,不知不觉打满了全场。

“我只有把自己变成业务能手,才能培养出独当一面的禁毒社工,让一个孙健变成一百个孙健,才能把社区禁毒工作干好。”孙健说。

担任横县禁毒委员会办公室专职副主任7年,孙健首创多个社区戒毒康复工作法,帮助众多戒毒康复人员重获新生,有效解决了戒毒康复人员执行率低、戒断率低、复吸率高、管控难等难题。今年6月,他因工作成绩突出,获得了“全国禁毒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住惯了酒店,习惯了时间被“新冠”占得满满当当,回家的第一感觉,几乎有些虚幻。

初次见孙健,是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横县禁毒办简陋的办公室里。提起禁毒工作,孙健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与深入虎穴、刀光剑影的禁毒一线民警不同,作为禁毒专职干部,孙健更多的不是用身体挡住黑暗,而是用热情为吸毒人员增添光明。

每个月,孙健安排社工上门了解吸毒人员遇到的困难。很多吸毒人员反映:身份证使用时总会有警报、驾照不能正常使用等,这些属于公安机关的预警管控措施,一些吸毒人员不理解甚至产生自暴自弃的心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孙健带领社工开展头脑风暴。考虑到吸毒人员多数外出打工,尿检记录非常重要,孙健就制作了横县禁毒办白皮书,让吸毒人员随身携带接受当地公安机关的尿检。

培养100个“孙健”

蒋荣猛干了一切能干的活儿:扎进发热门诊调研疫情,进隔离病房查房治病,指导定点医院改造病区,参与制定诊疗方案,为几千名援鄂医护培训授课……有时一天跑几百公里,只睡一两个小时。

200多天中,他住惯了酒店,窗外总是异乡的风景。去时是武汉的冬天,小雪落在身上,像雨里掺着沙子;春天很快到了,街边开满了杏花、玉兰、海棠,湖边堤岸是满树的粉白樱花,一场雨过,满地落樱,也无人观赏;四五月份,夏天近了,城市热闹起来,酒店门口摆起大排档,夜深了,人们依旧兴致不减;去过多次的乌鲁木齐,变成了一座无人出行的城市,一个多月后,疫情散去,人车涌上街头,逐渐有了流动的风景。

蒋荣猛的朋友圈,还保留着2019年12月31日到2020年1月2日的三条记录。第一条是预防呼吸道疾病的要点,第二条是《读书笔记之冠状病毒》,第三条是《冠状病毒:SARS和MERS之比较》。

从事禁毒工作7年来,孙健没有休过一次公休假。通过完善体系、创新管理、预防教育三步曲,横县禁毒工作取得跨越性发展。全县80%以上的戒毒康复人员主动到工作站接受尿检,1500人次在外参加尿检,社会面吸毒人员管控率达90%以上,有效防止了吸毒人员肇事肇祸事件的发生。

□ 本报通讯员 韦健

作为全国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蒋荣猛的战疫之旅在新冠病毒被正式命名前就开始了。南下,北上,南下,再北上,从1月的武汉,6月的北京,到7月的乌鲁木齐,追着疫情,他不知不觉打满了全场。

在孙健的推动下,横县教育局在校园推广禁毒第二课堂,学生全部注册禁毒数字平台,在网上完成禁毒知识的学习和考试。学校培训一批教职工,打造一批禁毒教育基地,每个班级都落实禁毒班会,禁毒教育入脑入心。

看病、培训、改造病区,不遗余力抗击新冠

此外,我国5G网络建设,以及企业考虑到疫情对供应链造成的影响,积极备货加大采购力度也推动了集成电路进口增长。作为全球电子产品制造大国,我国半导体需求量稳步上升,成为全球半导体市场增长的主要动力。

在孙健的带领下,横县禁毒社工队伍不断壮大,由刚成立之初的44名发展到如今的88名,工作成效有了质的飞跃。

“这几十年,新疫情不断出现,而且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快,让我们措手不及。SARS、MERS之后,业界把‘宝’押在流感,研发药物、增设监测点,以为不会再有新的冠状病毒,结果今年,新冠来了。下一次是什么,谁能预料?”

情况并不乐观,病房中患者病情严重,有的因呼吸衰竭插了管、上了ECMO,没有危重至此的,很多也出现了肺炎,超出了一般的流感;一周内,发热门诊的接诊量翻了数倍,患者等候的队伍排上了马路;核酸检测能力有限,大量患者因此难以短时间确诊,拿起CT片一看,典型的“白肺”;不论核酸结果,都需要隔离治疗,但医疗资源挤兑,医务人员、防护物资、隔离床位,都明显不足。

预防教育是孙健推出的第三板斧。对于孙健而言,“只有月月是‘6·26’,天天是‘6·26’,禁毒预防教育实现常态化,才能真正将预防教育工作落到实处。”为此,孙健和横县教育局负责预防教育的同志多次研究,打造无毒校园,与村屯干部、乡贤打成一片,打造无毒村屯。

队伍建起来了,能力和水平也得跟上。孙健利用休息时间学习相关法律法规,虚心向禁毒民警、法制专家请教,努力提升自身专业水平。同时,坚持每个月集中一线禁毒社工开展培训研讨,汇总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通过集体讨论学习共同提高,做到人人能独立工作,个个能独当一面。

接到任务后拎一个背包就闯进武汉

这一年,他有过不忍、有过愤懑、有过疲乏,唯独不曾害怕。初到武汉,他戴着一个外科口罩,一头扎入满是患者的发热门诊中。和传染病打交道二十多年,经历过SARS、鼠疫、埃博拉,令外界闻之色变的病毒与细菌,蒋荣猛已习以为常。